《人生畢旅》代跋

那時候的我，熱衷於認識心儀的作家，以能爭取到名家之作刊登在自己參與的雜誌為榮，以為這就是編輯該做的事。慢慢的，隨著接觸面擴大，結識層面逐漸繁複多樣。不久，結交了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高信疆先生（高公），目睹他和轉任《聯合報》聯副主編瘂弦先生之間的競合關係，深深震撼了我。那一段臺灣副刊史上的黃金歲月，容許千奇百怪的嘗試，使編輯這行業的內涵，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；高、瘂雙雄對峙的局面以及社會深層剛萌芽的革新意識，突破了傳統思維，激起洶湧波濤。尤其是高公與各個階層密切結合，讓編輯透過工作平台，取得不同面向的發言權，幾乎釀成一場社會改造運動。

高公隱退後，副刊又回歸初始素樸的文學模式，已不復當年站在潮流前沿了。但，隨著「開放社會」來臨，轉戰出版界與雜誌界的編輯，仍延續了已內化為本能的創新意識，投入職場。

我就是從那時代背景走過來的受益者。

那些日子裡，在前輩和同儕那裡，偷學到不少「不足與外人道」的各家優點，譬如：朱一冰的誠懇；瘂弦的睿智、圓融、包容而成其大；隱地的編輯創意；小巨人沈登恩的豪氣；殷允芃的「時時以天下為念」、高希均的「引領潮流」、高信疆不從俗的創新與改革魄力；王榮文的人才策略；林獻章的「但取一瓢飲」；張默捨我其誰的無私奉獻……，人人都是我的老師。

從詹宏志身上見識到的，卻是嶄新的遊戲規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