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弦上歌詩》代序_向陽

大三這年，我被選為華岡詩社社長，這使我開始嚴肅思考過去散漫創作、零星發表的現代詩書寫問題：我要寫什麼？什麼題材才能建立我與其他詩人不同的特色？我可以用什麼語言或技巧來寫出與他人不同的風格？那是現代主義詩作風行的年代，是超現實主義詩風盛行而讓寫實主義盡披靡的年代，我反省自己有何本錢，足以和主流詩風有所差異？我的母語，來自母親舌尖的語言，應該是我可以嘗試的一條道路，於是開始了臺語詩的嘗試。

那年我二十歲，終於從母親的舌尖找到在詩壇發聲的腔調。我從二十歲開始寫，三十歲（一九八五年）時，由《自立晚報》出版了我的臺語詩集《土地的歌》，但當年的環境不容許，只能名為「方言詩集」。在沒有像今天這樣多的辭典之下，趙天儀教授寄給我連橫的《臺灣語典》成為我用字的參考，外加我從古籍中囫圇吞棗的揣測用字，參考瑞成書局、竹林書局出版的歌仔冊，以及李獻璋編的《臺灣民間文學集》、吳瀛濤編的《臺灣諺語》，還有流行歌本來選字，艱辛之極，部分用語如「阿爹」採用歌仔戲，部分用語則只能採取訓用字。青瞑毌驚牛（初生之犢不畏虎），才敢放手去寫，就這樣寫成了一本詩集。這本《土地的歌》讀者並不多，反倒是以這些臺語詩譜成的歌讓我得到安慰。

我發表詩作時，詩壇的主流聲音還是主張「詩歌分家」，名言如紀弦說的「詩是詩，歌是歌，我們不說詩歌」。我十三歲背《離騷》、高中背《詩經》，對這句話並不認同。寫詩時，特別有意識地強化韻律感，我寫十行詩，除了形式整齊外，力求節奏感和聲韻和諧；寫作臺語詩，更是如此，總是寫一行、唸一行，直到終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