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臺灣詩人的囚與逃》後記

肇因是十三歲讀花蓮女中，孫孚之老師對全校演講：「明天是今天的未來，昨天是今天的過去」……這兩句話我莫名興奮地吟哦了兩週。讀師專時同時參加了「愛智社」與「綠洲文藝社」，後來還擔任「愛智社」社長。期間研讀柏拉圖的《饗宴》，深深為哲學著迷，研讀莎士比亞及西洋小說也印象深刻。但對詩人何以把詩寫得很難讀仍耿耿於懷，尤其對碧果、商禽等超現實主義的詩產生極大的困惑。

喜好哲學，真的是可以溯源的，溯江而上是花蓮鄉野的空寥廓大，充滿能動力的莽莽蒼蒼，使我後來讀碩士時，不知不覺藉現象學的「意向性」來審視《臺灣童詩的時空》。

「意向性」促使我繼續讀博士，「意向性」為何如此重要？試以杜甫的〈旅夜書懷〉解釋之，詩中「星垂平野闊」比「星閃平野闊」好，而「月湧大江流」也比「月照大江流」好，好就好在「意向性」不同。

「星垂平野闊」中的「垂」字使「星」點的空間朝「平野」的平面空間移動，以是，「星」與「平野」的關係就始終處在一種朝著什麼「進行的」、「過程的」關係之中，而非成為某種「結果」，其間乃有移動的空間感產生。「垂」字在時間上是「現在式」的、「當下」的，甚至是包含過去的累積與預期的未來，始終處在行進的　延不絕的時間之中。